政策叙事与事实冲突：对PTAB案件相关评论的回应

前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副检察官Thomas Krause在近期一篇讨论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PTAB）政策及USPTO改革的Substack文章中，引用了Molly Metz的PTAB案件作为其论点的一部分。Molly Metz对此作出回应，指出Krause对其案件的描述存在事实错误。Metz强调，其案件中的专利审查过程中并未发现新的现有技术，PTAB所依赖的主要参考文献（WOLF）在专利审查阶段已被引用，权利要求最终因基于现有参考文献组合及事后诸葛亮式推理的显而易见性理论而被宣告无效。Metz认为，其案件并不支持“PTAB主要用于纠正审查员错误或清理因遗漏现有技术而授权的专利”这一主张。该专利已被商业化，并围绕其建立了美国本土制造业务，获得了许可合作及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的排除令。案件核心问题是显而易见性，而非未发现的现有技术。尽管其发明取得了商业成功等客观证据，但未能改变PTAB的结论。Metz质疑PTAB与地区法院在显而易见性适用标准上的差异，以及PTAB历史上的专利无效率远高于联邦法院的现象，认为这反映了有效性评估的系统性差异。此外，US Inventor发布的信息显示，2025年约600项PTAB自由裁量审查决定中，仅不到10%涉及明显的审查员问题，这对“PTAB主要作为错误纠正机构”的长期叙事提出了挑战。Metz强调，前政府官员在利用真实发明人案件影响政策辩论时，事实准确性至关重要，专利政策应基于事实，而非模糊不同案件的简化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