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对PTAB限制的挑战：专利稳定性与依赖利益的平衡

谷歌近期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请愿书，主张专利即使在授权数十年后仍可能无效，因此应不受年龄或依赖时间限制，始终接受多方复审（IPR）挑战。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对专利质量的维护，但考虑到谷歌是过去十年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PTAB）最频繁的使用者之一，且正值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既定预期”原则开始限制后期IPR挑战之际，这一行为引发了“为何选择此时”的尖锐问题。过去十多年，PTAB通过Fintiv、General Plastic、Sotera等未写入法规的原则影响挑战的进行时间和方式，往往扩大审查范围，这些变化主要是为应对复杂重复请愿者的大量使用而形成，当时并未出现要求最高法院干预的迫切呼声。如今，当最依赖PTAB的 parties 开始面临新限制时，紧迫性才浮现。谷歌的论点认为专利若可能无效就不应“既定”，但忽略了谁来判定无效以及“既定”的实际含义。承认既定预期并非使专利免受挑战，其有效性仍可在地区法院和其他行政途径中检验，而是对多年依赖后的后期、重复IPR请愿设置边界，问题不在于能否挑战专利，而在于能否在同一论坛无限期挑战，尤其是在相关权利已被依赖多年之后。既定预期恢复了专利制度逐渐失去的东西——创新者及支持他们的投资者对授权专利作为持久财产权而非永久目标的信心。专利在授权时无效，六年之后依然无效，但无效性一直有相应的审理论坛，拥有第三条宪法修正案法官和明确且有说服力标准的地区法院，对任何愿意证明专利不应授权的人始终开放，IPR的设计初衷是补充而非取代该论坛。《美国发明法案》（AIA）从未基于所有权创建“不良专利”类别，也未授权一个仅因专利在多年后被主张就推定其可疑的系统，但PTAB在其大部分历史中却似乎如此运作，表现为高立案率、常见的系列挑战、专利在授权多年后反复被拉回行政审查。谷歌请愿所涉专利于2010年授权，由开发应用迁移技术的小型软件公司VirtaMove拥有，该公司有实际产品、专利并对行业主要参与者提起诉讼，若此类专利仍被归入永久可疑类别，该标签已失去意义。作者Molly Metz曾在2018年经历忽视依赖利益的代价，其专利在制造、许可和执法近十年后，因IPR被中止诉讼，当时一旦提交请愿书，立案几乎是预料之中，实际的商业活动、协议和投资等依赖因素未对决定产生实质影响，四年后相关专利被无效，导致许可机会丧失、业务及员工流失，而既定预期政策本可改变这一结果。谷歌称限制后期IPR将损害创新，但实证依据不足，立案率下降可能反映对请愿书的更严格审查而非审查力度减弱，转向地区法院可能只是回归AIA的预期：行政审查补充而非取代司法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谷歌自身正是在其现在挑战的政策下被拒绝审查。这并非待遇不平等问题，而是激励机制变化，过去十多年PTAB由最频繁使用者塑造，如今系统施加与时间、依赖和实际使用相关的限制，最强烈的反对声来自曾从早期设计中受益的 parties。问题不在于USPTO能否重新校准，而在于何时这种权力变得不可接受，答案是否取决于谁受益，专利制度不仅要允许挑战，还必须允许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