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mpert》案对商业秘密识别的启示：排除模糊性

商业秘密在知识产权中具有独特地位，其未公开性导致权利人在诉讼中面临结构性难题：既需在公开文件中明确识别秘密以推进案件，又需避免因披露而丧失秘密属性。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近期审理的Wilbur-Ellis Co. v. Gompert案（以下简称《Gompert》案），通过维持对原告商业秘密侵权主张的简易判决，强调了原告需以“合理特定性”识别商业秘密的核心要求。该案涉及农业产品相关商业秘密，原告指控前员工向竞争对手盗用秘密，但因未能充分满足识别要求而败诉。目前，商业秘密识别的具体标准在立法层面存在空白：联邦层面的《经济间谍法》和《保护商业秘密法》（DTSA）未明确规定，仅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有相关州法，但要求亦有差异，其他地区则依赖判例法。实践中，法院对识别的具体要求存在分歧，例如是否应在Rule 16会议前自动中止 discovery，以及识别需通过正式逐项披露还是可通过 pleadings、质询答复或专家报告完成。在《Gompert》案中，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指出，原告未能明确识别被指盗用的具体客户信息文件、涉及的四名被告分别如何盗用、盗用方式及原告采取的保密措施，且其主张的部分“商业秘密”被认定为公开信息或不受保护信息。即便原告对某类信息的识别达到特定性要求，也因未能证明被告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或披露该信息而失败。法院还区分了该案与Ahern Rentals案的不同：Ahern案涉及驳回起诉阶段，标准较宽松，而《Gompert》案处于简易判决阶段，需满足更高的“滥用自由裁量权”标准，且原告的 discovery 请求被视为“钓鱼式取证”。尽管《Gompert》案因原告未对治安法官的命令提出异议等个案因素存在特殊性，但其核心启示在于：原告需承担以“合理特定性”识别商业秘密的义务，具体应足以让被告知晓主张性质并评估 discovery 的相关性，同时平衡诉讼效率与原告举证权利，避免过度严苛导致合法主张无法推进。